在市场经济中，任何行业均可能存在市场风险；但较之其它行业，养猪业的市场风险更为突出和难以把握和控制。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如下方面的原因构成的：
首先是养猪的生产周期长，从选留母猪到育成出售最低要一年半以上；无论是生产者抑或是猪市行情预测的专家，哪怕是信息传递相对较快的今天，在无法获取准确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要准确把握行情走势恐怕都并非易事；生产者也就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
第二是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农村经济也尚欠发达，生存环境竞争十分激烈，在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一见有利可图的项目即可能一哄而上；一旦产品超过市场容量，价格下降而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薄弱的经济基础又不可能容许他们坚持较长时间的等待观望，这是猪价（不是肉价）往往呈现阶梯式垂直下跌的根本原因。这时猪农最棘手的问题是母猪去留的取舍，猪价下跌首当其冲、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仔猪价格的下滑。如果是短期的下跌，母猪大多能幸免于被宰杀；但较长时间的亏损猪农就无法维持了，哪怕正在盛产期的母猪也难以脱逃。母猪宰杀后的产品又挤压猪肉产品的市场份额，让过剩的市场更不堪重负。
第三是养猪业产品本身的特点和人们的消费习惯，加大了市场调控的难度。“猪吃叫，鱼吃跳”，中国人对猪肉的消费习惯是以鲜肉为主，哪怕是冷冻肉亦不受消费者欢迎。但猪只的生长有其自然规律的，个体增重到一定限度，继续饲养不存在“得”而只能是“失”。（所以笔者认为，所谓活大猪储备只能做为无稽笑谈或是某些利益集团内外勾结骗取国家资金的手段）。改变消费的单一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所以即使人们发现了产品过剩的苗头，通过增加小猪屠宰加工烤乳猪之类的办法也无法调整。分散的生产方式，获取综合信息的滞后以及难度，让生产者束手无策，只能无助的听天由命。
人们似乎把发展肉食加工业看成调节市场的一剂良药。不可否认肉食加工业可能调节市场的作用，但由于中国的市场环境和经营者的鼠目寸光而大大弱化了这种作用。干肉制品、罐头类食品既不为中国消费者所青睐，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疑虑又加剧了这些消费对象不受欢迎的程度。经营者的素质参差不齐，既有正规的对消费者比较负责任的加工企业，也有见利忘义的不法投机商人，这些商人置人民的健康和疫病扩散的风险于不顾，什么病猪死猪产品都敢堂而皇之的搬上货架。无所不在的腐败使消费者真假难辩，唯一的选择是消费抵制，因而人们不得不选择消费鲜肉。
即使是正规的经营企业，也无法脱离商人的本性，要求他们生猪过剩价低托市，货源紧缺价高时平抑肉价几乎是与虎谋皮。价格崩溃时他们往往是竞相压价，以获取更加巨额的利润，他们没有必要深谋远虑今后的货源无以为继。因为猪价高时他们也无后顾之忧，政府这时的补偿扶持、税收减免等政策，他们是最先也是最大的获利者。
相关行业和社会各利益阶层的反应更加加剧了这种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饲料行业因销量萎缩，维持运作的成本却难以下降，使单位产品成本增加，不少企业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或调高价格或降低质量使猪农雪上加霜。低价阶段是生猪屠宰零售行业千载难逢的获利良机，猪肉价格下跌往往滞后生猪价格下跌一个月时间，充足的货源让他们左右逢源，使出各种压价手段以攫取更大的利润。生猪涨价他们则小有损失，因随猪价上涨猪肉价格的上涨也会滞后一周左右。但他们与社会的紧密接触使他们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不像猪价下跌猪农苦苦撑持时却无人过问。还有许多猪农依赖贷款以维持生产，但发放养猪业贷款被形容为睛天借伞，高价时发放单位当然无所顾忌，低价时为了资金的安全不得不于以自保。
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往往缺乏前瞻性，肉价低时认为是社会稳定物资丰富的繁荣景象，猪农亏本经营痛苦挣扎的惨状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关注的是市场的反应，而漠视生产者的利益，一旦价格上涨出现不正常现象，有关部门就会挥动调控大斧向生产者砍去。即使出台一部分扶持政策，一方面这些扶持资金大多到不了普通猪农手中；二是层层落实后为时已晚，因为高价剌激下农民早已积极性大涨，这种锦上添花的扶持反而为下一轮熊市埋下了伏笔。
某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更让人不可思议。众多的“政绩工程”，让没有生产和管理经验的几户甚至十几户农民凑合在一起而组成畜牧小区，为疫病的发生和漫延创造了有利条件。鼓励“要致富，多养猪”不但不考虑生产条件，在时机的选择上也往往在历次猪价高峰之中，等到这些畜牧小区建成投产，正赶在猪价低谷，让许多听话和积极响应号召者者血本无归，何谈“致富”？据笔者所知，一些扶贫项目款也以母猪实物发放，美其名曰“造血”，让农民得到的是烫手的山芋。这些对养猪业盲目的引导使本来十分无序的养猪业市场更加混乱；一旦猪市行情下滑，这些生产的指导者们对养猪业关注的热情一古脑儿就无影无踪了。
要化解和降低养猪的市场风险，使养猪业在健康有序的状态下发展和运行，在客观上比控制猪病风险的难度可能更大。因为：第一，猪农自觉的调节虽然能起一定的作用，但要获得准确的信息并非易事。再者养猪农民不一定个个都是高素质人才，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和把握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思维仍然停留在物质短缺时代的层面，追求的是产品的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市场繁荣的景像，而忽视生产环节上潜伏的种种危机，放弃了自已最重要的角色：行业健康合理发展的引导者、行业内部利益调节的监管者、准确信息的收集和发布者。第三，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也是最重要的）产品供求关系方面的因素，也有季节和气候对人们消费剌激的因素，以及消费者消费水平、社会经济环境等许多因素。而且有些因素是人们无法准确预料的。此外还有前面所述养猪业本身周期长的特点和产品的难以储备等方面的原因，也增加了人们主观上进行市场调节的难度。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猪农、政府行业主管机构、相关服务和经营行业以及消费者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才有可能把市场价格风险降到最低的限度。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