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养猪的生产周期长，从选留母猪到育成出售最低要一年半以上；无论是生产者抑或是猪市行情预测的专家，哪怕是信息传递相对较快的今天，在无法获取准确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要准确把握行情走势恐怕都并非易事；生产者也就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
第二是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农村经济也尚欠发达，生存环境竞争十分激烈，在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一见有利可图的项目即可能一哄而上；一旦产品超过市场容量，价格下降而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薄弱的经济基础又不可能容许他们坚持较长时间的等待观望，这是猪价（不是肉价）往往呈现阶梯式垂直下跌的根本原因。这时猪农最棘手的问题是母猪去留的取舍，猪价下跌首当其冲、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仔猪价格的下滑。如果是短期的下跌，母猪大多能幸免于被宰杀；但较长时间的亏损猪农就无法维持了，哪怕正在盛产期的母猪也难以脱逃。母猪宰杀后的产品又挤压猪肉产品的市场份额，让过剩的市场更不堪重负。
第三是养猪业产品本身的特点和人们的消费习惯，加大了市场调控的难度。“猪吃叫，鱼吃跳”，中国人对猪肉的消费习惯是以鲜肉为主，哪怕是冷冻肉亦不受消费者欢迎。但猪只的生长有其自然规律的，个体增重到一定限度，继续饲养不存在“得”而只能是“失”。（所以笔者认为，所谓活大猪储备只能做为无稽笑谈或是某些利益集团内外勾结骗取国家资金的手段）。改变消费的单一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所以即使人们发现了产品过剩的苗头，通过增加小猪屠宰加工烤乳猪之类的办法也无法调整。分散的生产方式，获取综合信息的滞后以及难度，让生产者束手无策，只能无助的听天由命。
人们似乎把发展肉食加工业看成调节市场的一剂良药。不可否认肉食加工业可能调节市场的作用，但由于中国的市场环境和经营者的鼠目寸光而大大弱化了这种作用。干肉制品、罐头类食品既不为中国消费者所青睐，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疑虑又加剧了这些消费对象不受欢迎的程度。经营者的素质参差不齐，既有正规的对消费者比较负责任的加工企业，也有见利忘义的不法投机商人，这些商人置人民的健康和疫病扩散的风险于不顾，什么病猪死猪产品都敢堂而皇之的搬上货架。无所不在的腐败使消费者真假难辩，唯一的选择是消费抵制，因而人们不得不选择消费鲜肉。
即使是正规的经营企业，也无法脱离商人的本性，要求他们生猪过剩价低托市，货源紧缺价高时平抑肉价几乎是与虎谋皮。价格崩溃时他们往往是竞相压价，以获取更加巨额的利润，他们没有必要深谋远虑今后的货源无以为继。因为猪价高时他们也无后顾之忧，政府这时的补偿扶持、税收减免等政策，他们是最先也是最大的获利者。
已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