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借着哥本哈根的东风,《养殖宝典》推出了“当养殖业遭遇环保门”的专题报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环保这个上合乎世界潮流,下关乎百姓民生的公共议题,在农业领域其实相当复杂,各种利益和权利相互纠结,所引发的争议与矛盾,丝毫不逊色于万里之外的哥本哈根会场。
这些年,养殖业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像东莞、佛山高明等地曾做过专项调查,养猪场排放的污水、废气已经成为当地水体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而最近几年,各地以环保为名强拆猪场的行动也是此起彼伏。
无可否认,养殖业的污染根源于整个行业在起步阶段的无序开发和低层次竞争,污染治理的过程实质上正是产业升级和行业管理规范的过程。但养殖业污染治理的矛盾在于,污染的制造者恰是中国当下较为弱势的农民,他们的生计全仰赖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当“低碳生活”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符合公共利益的环保门槛却足以砸碎最低层从业者的饭碗。
更耐人寻味的是,农户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整治风暴,有其自身的观察视角。“说我们的猪场污染严重,看看把我们猪场拆迁后,建起的工业园就知道他们(地方政府)想干什么了。”有农户抱怨,周边工业园废气毒死他们的果树,政府不整治,农民辛辛苦苦建个猪场,却遭到百般刁难。“说到底,还不是盯上了猪场的土地。”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工业用地越来越紧张,为腾出更多工业用地,对政府税费贡献不足,且存在污染的生猪行业,自然要受到冲击,成为政府清理整顿的对象,而环保则是最正当、最无可争议的理由。
在环保风暴的冲击之下,寻求更环保的养殖方式成为养户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环保饲料、沼气池、发酵床养猪法等环保概念、环保产品应运而生,环保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对应接不暇的宣传和营销,处在信息与知识劣势的农民,再次只能被动接受,无所适从。
无论面对政府的拆迁,还是面对商家的营销,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民权利的长期缺失和环保博弈格局的失衡,导致的结果是,许多农民抱着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对污染造成的危害缺少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比如高位虾池污水渗漏长期污染地下水,养鸡专业村臭气熏天为害四邻等等——多数农户对此并无愧疚之意,“让农民保护环境,谁来保护农民呢?”
“一套废水处理系统动辄百万,辛苦一年不吃不喝也不够处理废水的开销,高调谁都会唱,可谁管农民死活?养殖场污染应该治理,可沿河的造纸厂、小炼油厂污染我的鱼塘,怎么不见政府出面整治?”粤西一位水产养殖户对记者发问,令人深思。
事实也是如此,环保是公义,但在一轮又一轮的环保风暴中,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推销环保概念的商家,谁又真的是完全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处理环境问题。环保说到最后其实是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在围绕环保的各种利益博弈中,农民只看到对手们将环保当作武器用来争夺利益,而自己只能被动就范。可保护环境终究要依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权利失衡的结果是,强者调子越唱越高,赚得盆满钵满,而弱者则突破底线,完全丧失社会责任感,以破坏性的方式争取一丁点可怜的利益。
利益或许可以以这种病态的方式重新调整,可环境却只会越来越糟。